在美国主流叙事中，美国的国家信用似乎坚如磐石。然而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史学教授Sebastian Edwards所著的《美国违约》（American Default）一书，揭开了一段颠覆大众认知的历史：
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刻，美国政府在时任总统富兰克林·罗斯福的领导下，通过一系列激进甚至备受争议的手段，单方面废除了所有公共和私人债务合同中的“黄金条款”，实质上构成了大规模债务违约。
1929年至1932年间，美国陷入了史无前例的经济灾难——大萧条。物价暴跌是这场危机最具破坏性的特征之一，它触发了“债务—通缩”的恶性循环。新上任的总统罗斯福认为，打破通缩的关键在于实现美元的“再通胀”，即提升国内物价水平。而最直接的方式，就是让美元与黄金脱钩并大幅贬值。其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在于：在金本位制度下，国际可贸易商品（如棉花、小麦）虽以各国货币标价，但这些货币的价值都与黄金挂钩，因此黄金实际上是共同的计价标准。当美国宣布美元对黄金贬值时，意味着同样数量的黄金要用更多美元才能购买，以美元计价的商品价格也会相应上升，从而带来物价回升。
然而，一个看似无法逾越的法律障碍横亘在面前——“黄金条款”（the Gold Clause）。
“黄金条款”源于美国内战时期，为在混乱的货币体系中提升债务信誉，债务人在合同中承诺以黄金（Gold Coin）偿还债务。到1933年，美国公私债务中含有“黄金条款”的债务占到GDP的180%，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今天美国政府债务与GDP之比。在此约束下，让美元贬值将适得其反——若美元对黄金贬值，债务人需用更多美元兑换黄金偿债，这将加剧债务危机，使大萧条雪上加霜。
面对困局，罗斯福政府完成了一场争议巨大的国家毁约。
第一，强制收缴黄金。1933年4月5日，罗斯福发布行政令，禁止私人持有黄金，要求个人与企业在3周内以20.67美元/盎司的官方价格把黄金售予联储，违者将面临在当时堪称巨款的1万美元的罚款或10年刑期，甚至两者并罚。
第二，授权美元贬值。1933年5月，国会通过《托马斯修正案》，授予总统让美元贬值最高50%的权力。
第三，废除“黄金条款”。1933年6月5日，国会通过《第10号联合决议案》，宣布所有过去和未来合同中的“黄金条款”一律无效。
第四，美元正式贬值。1934年1月31日，总统宣布美元官方金价从20.67美元/盎司抬升至35美元/盎司，约等于美元对黄金贬值69%。
罗斯福的系列行动在当时引发了剧烈震动。但结果是，废除“黄金条款”并未对政府信誉或债券需求造成严重损害，相反，美国经济很快走出通缩泥潭，经济开始复苏。
由于这段历史与崇尚法治、信守契约的国家形象相矛盾，它在后来的岁月中被美国主流叙事刻意简化甚至遗忘了。直到2000年阿根廷债务危机爆发，这段历史才重新进入公众视野。
1991年，为了终结恶性通胀，阿根廷政府采取了一种固定汇率制度，将比索的价值与美元以1∶1的平价挂钩，并禁止中央银行在没有外汇支持的情况下发行比索，即以类似于传统金本位制的方式运作，同时多数长期合同都以美元计价。然而，到2001年末，固定汇率制度难以为继，比索大幅贬值，比索对美元从1∶1一度跌至近3∶1。
面对以美元计价的巨额债务，阿根廷政府将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强制转换为以比索计价，这实质上构成了债务违约。例如，一笔1美元的债务，阿根廷的实际偿付价值只有0.23美元。面对随后的诉讼和指责，阿根廷政府的法律团队援引1933年的美国“黄金条款”废除案作为先例。此举导致阿根廷诉讼缠身、金融信誉丧失，多年无法进入国际资本市场。
这引出了一个问题：为何美国在违约后能迅速恢复市场融资能力，而阿根廷等国却陷入被国际资本市场长期排斥的困境？
书中，作者将“赖账”分成两类：一种是“可理解的赖账”（excusable default），通常由天灾、战争或严重的经济危机等不可抗力引发，作者认为美国1933年违约就属于此类。在大萧条的极端情况下，通缩严重，如果不“赖账”，债权人的实际损失可能更大。同时，罗斯福政府反复强调，此次违约仅涉及国内债务，不影响国际债务。另一种则是“恶意逃废债”，2001年阿根廷的债务违约便被作者归于此列。此外，作者还强调，美国那次违约虽是“赖账”，但整个过程遵循了完整的法律程序，从国会立法到最高法院的艰难裁决，背后有一套必要的、合理的、公平的程序。
这段历史记忆打破了关于美国国家信用的神话，同时有几点事实值得思考：
第一，在“契约精神”与“国家必要性”之间，后者被置于优先地位。长期以来，美国将对“契约精神”的尊崇作为其国家形象，然而《美国违约》一书揭示，在国家主权与生存发展的根本需求面前，这一精神的韧性远比想象中脆弱。书中罗斯福为废除“黄金条款”作辩护时指出，“考虑到如果不废除这些条款，将对美国经济、美国长期发展产生负面影响，所以必须跳出合同条款的狭窄范围（Look beyond narrow contract terms），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待问题”。在大萧条的百日新政后，美国公民持有和交易黄金的权利被长期剥夺。从1933年到1974年，美国公民被禁止合法持有和交易黄金。这41年的历史，是契约精神在国家主权意志面前退让的一个注脚。
第二，这一历史先例有力地挑战了“债务必须无条件偿还”这一传统观念，表明“天灾”或“重大危机”似乎能为“债务调整”提供合法性背书。这一点在经济学理论与实证文献中也有扎实论证。理论模型显示，当一个国家面临极端冲击时，财政紧缩会导致经济陷入更深的衰退，此时违约可能成为一种理性选择。
第三，美国未来是否还会发生类似的“赖账”事件？在成书的2018年，作者持相对乐观态度。他认为，由于美国已脱离金本位，实行浮动汇率，政府可以通过货币贬值来间接稀释债务，无需再像1933年那样公然废除合同条款。但这并不排除其他形式债务重组的可能性。然而，他也敏锐地指出，美国未来的债务风险并非来自明面上的公共债务，而是隐性债务，即政府对国民未来的养老、医疗健康等承诺，这些承诺未来可能因无力兑现而引发债务重组。
实际上，美国未来的债务风险正变得更加严峻。例如，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在前段时间提出的“海湖庄园协议”（Mar-a-Lago Accord），在某种程度上也有“逃废债”的性质，无论最终是否实施都标志着一种危险的思维转变。如果说罗斯福1933年的违约尚可被定性为在内部崩溃压力下的“善意”自救，那么“海湖庄园协议”所暗示的则是在维护自身霸权地位和转嫁财政压力动机下的“恶意”债务操纵。倘若美国真采取此类手段，其行为恐怕再难获得1933年那样的“谅解”。
第四，当前美国债务形势和20世纪30年代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国力变迁。当时美国大规模违约之所以未造成严重后果，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正处于国力上升期。而今天的美国在经济科技上的领先地位正在被逐渐赶超，一旦选择“赖账”，市场是否愿意买单，无疑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。
《美国违约》一书最重要的贡献，或许并非揭示了一段被遗忘的历史，而是打破了关于美国国家信用的神话。然而，舞台已变，对手已强，如果美国打算再次启动这套“违约”机制，可能会发现，想再次轻易获得市场的原谅几无可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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